避孕、流产、怀孕、优生、优育、优孕、不孕、不育、胎儿、胎教、孕妇-孕育指南-生殖健康博览网－35、40城市危龄妈妈新主张

人近中年，人到中产，才开始将添丁列入日程。如今，在城市白领及知识分子阶层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最后一道生理预警拉响之前，选择了做大龄妈妈。

所谓大龄妈妈，指35岁左右，甚至40多岁才初次生育的妇女，在医学上称为高龄产妇，俗称“大妈”，或“危龄妈妈”。

孩子对于大龄妈妈来说，与其说是一个负担，不如说是人生奋斗到此阶段的奖赏。此时不当妈，还待何时？

“三高”妈妈

有媒体报道，2001年，我国35岁以上的危龄妈妈就大约占了2.45%，而且还有上升趋势。中国《新闻周刊》为此访问了北京、上海的几家主要妇产医院或妇幼保健部门，均反映近来孕妇生育年龄普遍推迟，危龄妈妈的比例上升比较明显。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梁梅英，10多年前就曾经负责过危龄妈妈课题研究。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世纪90年代初，人民医院就诊的危龄妈妈就达到了2%，而目前，从临床情况看，危龄妈妈要占到孕产妇的6%甚至7%。

这个比率在高端人才、以及IT白领居多的地区就更高了北京市海淀区因为聚集着很多年轻知识分子，大龄产妇比例达到了峰值。海淀妇产医院主任医师、北京康亚门诊负责人赵天卫说，来他们这里就诊的10个产妇中，一般有两到三个人是危龄妈妈，几乎超过了1/5。赵天卫认为，这和海淀高校多，女硕士、女博士多有直接关联。

事实上，正是高学历、高收入和高职位的“三高”女性构成了危龄妈妈的主力军。

当下，许多为中产以上阶层服务的私立机构，成了危龄妈妈的聚集之地。据专门针对高收入国人及外籍人

士服务的上海美华妇产专科介绍，他们那里如果不是生二胎的，几乎都是初次生育的危龄产妇；而如果是职业女性，大都属于事业发展的比较好的类型，比如最近接诊的一位危龄妈妈，就是总经理级别。

在私立幼儿园中，危龄妈妈也占了相当比重。王甘是北京小橡树幼儿园的负责人，他说，在小橡树的家长中，危龄妈妈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年轻妈妈。王甘分析说，这可能和危龄妈妈经济状况更好，愿意选择收费高一些、但条件也相对更好一些的幼儿园有关。

王甘自己也是比较晚才要的孩子，与这些家长经历相似。

一不小心成了“大妈”

今天，中国的大龄妈妈大多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她们的妈妈大多在35岁前就已经生育了三胎以上。而眼下，35岁的“三高”女性们，面对为人母亲的选择，却颇费脑筋，举棋不定。

“就像晚婚和独身以及丁克家庭越来越多一样，现在的人越来越为自己活着，这是个趋势”，外企员工卢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早在26岁就做了妈妈，如今后悔自己要孩子太早。卢迪羡慕大龄妈妈们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努力工作，成就事业以及充分地享受生活。

在软件公司担任工程师的贝贝妈妈，就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下享受了一段黄金时光。此前，虽然结婚10年，但先生及双方老人没有给她任何压力。她的休闲生活安排得十分惬意，每逢春节、黄金周长假都要外出旅行，周末就到北京郊区放松，“什么感觉也没有，做妈妈对我来说是特别遥远的事情”，结果一晃到35岁了，她顺理成章地准备生孩子，却已一不小心跨入了危龄行列。

但她根本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妇产医院待产的时候，看到不少危龄妈妈，彼此没什么大惊小怪，人们已经很习惯了。

从事文字工作的李晓茹也觉得分外轻松，“现在30岁以前不结婚，35岁以前不要孩子的人多得是”，李晓茹35岁时生了个漂亮的儿子，在此之前，她精心营造了一个温馨家庭，维持着小女人心态。

社会价值的多元化总是在不断引导着人们的生活取向。有趣的是，近来一些丁克夫妻迫于年迈父母传宗接代的压力，半道更旗易帜，加入了危龄妈妈的行列。

继丁克夫妻后，做“大妈”似乎成为中国城市家庭的另一种生活主张。

成熟、宽裕、理性的“大妈”们，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推迟了生育佳期。网易曾经在网上做了一个问题调查：如果你已经到35岁，还考虑要孩子吗？结果打算做妈妈的占39.7%，明确反对的只有32%，28.3%的人则认为年龄不是问题。这意味着超过五分之三的网民对大龄妈妈已经完全接受，或者打算亲身实践。

“大妈”变局

各国鉴定女性生育危龄的标准不尽相同：法国37岁当妈的女人方有享受高危待遇的资格，而日本女性30岁已经到了生育忍耐的大限。今天，当30岁当妈的现象已成常态后，中国的生育危龄定格在了35岁左右——如果此时还不生育，就连“大妈”都做不成了，只有去当“老妈”的份儿了。

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以及各种功利考虑，越来越多的女性将做妈妈的日程一推再推，特别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海2003年公开的统计数据中，黄浦、卢湾、徐汇等城区女性的初育年龄都在29岁以上。

一种说法是，大龄妈妈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成批出现的，此前，她们还只是极个别的游兵散勇。到90年代末，大龄妈妈在几年之内就如雨后春笋般遍地都是了。其发展蔓延态势之猛，出人意料。北大医院产科医生刘君曾对30岁以上的产妇进行过统计，结果发现，2001年100个产妇中30岁以上的就有44个，比5年前的比例整整翻了一番。

姑且不说危龄妈妈的生育之“危”，从社会层面上讲，“大妈”现象的出现，对中国的社会及家庭结构都提出了挑战。中国社科院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翼认为，女性平均初育年龄的推迟，对降低我国人口生育

率影响很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城市化转型期的人口问题。城市化不仅转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就业方式，也转变了他们(她们)的生育观念。

一方面，危龄妈妈们增加了一种社会多元化的选择。北京小橡树幼儿园负责人、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王甘认为，因为是主动的选择，危龄妈妈们更积极，更加自信，更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和孩子的关系反而更加亲密。

不过，有社会学者告诫人们，危龄妈妈们远不能高枕无忧。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陈新欣提醒危龄妈妈，许多女性，因为得子较晚，爱之弥深，会投入大量精力为孩子的成长铺平道路，孩子放在第一位，事业第二位，丈夫排在第三位，在婚姻上比年轻妈妈们更容易忽略个人情感，这个时候，丈夫很容易发生婚外情。

看来，当一个女人选择做“大妈”时，一不小心，就可能腹背受敌。所以，想做“大妈”，其实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