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园－英版知心阿姨克莱德曼：青少年性教育越早越好

BBC青少年性教育节目“what’s the problem?”的主持人克莱德曼，在性这个私秘领域，和5800万受众一起度过了18年。

如果有一天，3岁的女儿从幼儿园回来，突然问起，“妈妈，为什么我不能像男孩子那样站着尿尿？”你打算怎样回答？

伦敦版“知心阿姨”

18年来，德丽赛·克莱德曼(Tricia Kreitman)一直在回答孩子们这样的提问，同时，她还教导父母和老师如何与孩子进行关于性话题的沟通。

这位48岁的“知心阿姨”曾先后是英国青少年杂志“Mizz”和“Blush”的专栏作家，平均每周会有200名孩子写信给她寻求解答和帮助。她和她的合作者根据来信中提到的问题一共出版过7本书，这当中最著名的就是“Everything you ever wanted to ask about periods”(你想问父母的每件事)和“Everything you ever wanted to ask about Willies and other Boys’Bits”(关于焦虑和男孩其他的所有问题)。

这套书先后出版过三次，现在它的中文版《青春期问答·女孩版》和《青春期问答·男孩版》也已经面世。这位知心阿姨第一次来到北京，发布这两本书。

克莱德曼同时也是BBC青少年性教育节目“what’s the problem?”的主持人之一。这档由医学和心理学专家支持的30分钟的广播节目回答青少年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全世界共有5800万受众关注着这个网页的更新。

她是心理学家、专栏作家、节目主持人，同时也在为政府、NGO组织和基金会工作，她集结了社会各个层面的所有力量，只为一个目标：为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提供最有效的信息，帮助他们尽可能健康的成长。

好奇的孩子，沉默的母亲

今天所有的工作都起源于童年那段深刻回忆。小德丽赛对自己的身体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总是围着妈妈问诸如“我是怎么来的？”一类问题，可妈妈作为一个虔诚而且保守的天主教徒，对她所有的问题都闭口不谈。为了搞清楚所有的“为什么”，她在大学选择了心理学专业。

21岁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之后，克莱德曼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被政府派去做青少年性教育工作，到学校里对老师进行培训，以便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性知识的传播。在学校里她结识了很多年轻的学生夫妇，同时也注意到缺乏足够的性知识给青少年带来的困惑以及不良的后果，比如早孕。继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整个欧洲的战后生育风暴之后，早孕从80年代开始重新又成为英国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有4%的妈妈是18岁以下的少女，而年龄在13-15岁的未婚妈妈也有0.8%。

“特别是一些单亲家庭的女孩子，她们没有父亲，感到很自卑，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书也念不好，找不到好工作，她们很孤独，于是想要个孩子。孩子对于他们来讲就好像一个宠物一样，她们甚至不需要丈夫，这种情况是造成早孕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恶性循环的形成，单亲家庭中的女孩子因为得不到足够的家庭关心而早孕，从而成为第二代单亲妈妈。她们有可能还会带来第三代的单亲妈妈。”克莱德曼认为，单亲家庭中的性教育问题应该受到更高的关注。

这种问题在中国同样泛滥，独生子女一代已经成长，不断增高的离婚率使他们变得更加孤独，于是，他们也将和英国的孩子一样，寻找其他的解脱方式。类似同居、早孕这样的曾经被中国传统道德成功排斥的问题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比起英国，中国的孩子们面临着更加封闭的社会性教育和更加沉默的母亲。

绝大多数中国孩子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接受整个中学教育的过程中，只有惟一的一堂课会涉及到最基本的性教育。而许多教师会在这堂课开始时说：“现在男孩子都出去，女生留下来听讲！”青春期性教育就这样懵懂地开始，倏忽结束。

英国学校所进行的性教育虽然比中国好一点，但同样也是不健全的，对青少年的需求来说还远远不够。她说：“这就是社会性教育专家的责任所在。”

性教育越早越好

28岁的时候，德丽赛重新回到学校，在伦敦大学圣乔治医学院学习性心理学并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便开始了她专栏作家的生涯。从1995年开始，她与一个儿科咨询机构合作研究青少年青春期行为和需要。

青少年性疾病的高传染率是他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没有掌握足够的性知识之前，青少年不应该过早的发生性行为。” 2001年的一项统计结果表明，英国30%的男性和26%的女性在16岁之前就有过性行为，而在20岁的人群中，这个比例则达到95%。“因为不懂得相应的保护措施，性传播疾病在青少年中的传播速度要高于成人。在英国，1995年到2002年间，青少年人群中的性病患者增加了165%，其中有90%以上是男孩子。”

克莱德曼认为对于孩子的青春期教育宜早不宜迟，“等到孩子十四五岁，已经进入青春期之后才正襟危坐地向他们传授相关知识已经太晚了。”这一点中国的学者也有共识，中国青少年教育学家孙云晓说，“性教育要趁早，对于两三岁的孩子来说，生殖器名词就好像桌子凳子一样普通。”

这次来北京，克莱德曼在跟中国同行交流中发现，“虽然我们有如此不同的文化，但是在青少年性教育问题上，我们遇到的是同样的困难—很多父母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而那些孩子们遇到的困惑和焦虑又是如此相同。”

克莱德曼同时也是两个男孩的妈妈，大儿子在上海工作，18岁的小儿子就读牛津大学医学院。小的时候，他们会因为有一个整天在电视上大谈青春期性教育的妈妈而感到难为情，但是令她欣慰的是，她的孩子在性知识方面要比其他孩子懂得多，有时他们还会主动在学校为妈妈的研究搜集个案资料。

“我热爱我的工作，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家。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写作和做研究，因为这些工作，我与政府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促使政府做出政策上的改进，从而降低青少年早孕率和性病传染率。这是最有意义的。”

关于生命的小故事

提起这项工作带给她的乐趣，她开始变得激动，即便是用尽了所有的肢体语言，也还是没能找到最合适的表达。她讲了让她感触很深的两个故事。

一个17岁的女孩子，体重莫名其妙地下降，医生认为是过度节食所致，并没有为她作彻底的检查。她注意每天的饮食，但体重还是在不停下降。她只好求助“知心阿姨”。当她听从劝说再去医院复诊时，被查出是癌症晚期。后来小姑娘死了。很明显，有足够的交流，不会出现这样的结局。

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男孩子跟她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向她诉说一段失败的恋情，后来他承认，他服了毒。她告诉男孩子，“我替你保守秘密，但是你得让我跟你妈妈讲话。”她告诉男孩子的妈妈，她的儿子服了毒药，要她镇静，并尽快通知医生。这位母亲很伟大，她有条不紊地作了所有应该做的事，最后，这孩子得救了。这则是一个关于生命的幸运例子。

“我很享受我的工作，因为我是在为我自己工作。”除了青春期性教育工作，克莱德曼还热衷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她的下一个项目是与一个非政府组织到非洲马达加斯加岛调查当地野生动物的保护情况。

克莱德曼看上去比照片上年轻，说话中脸上会偶尔出现孩子一样的神情。不用回答问题的时候，她总是嘲笑自己那头栗黄色蓬松的卷发，用手把它们拨来拨去。

她的英式礼貌给人很深印象。虽然已经提前告知了记者房间号，但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她已经笑容可掬的等候在电梯口。一次采访结束的时候，她没忘记把我们送到电梯口，一边开始英国人习惯的寒暄，“今天外面下雨了么？”（记者 冯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