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园－李银河：我的性爱观

中国的“性”传统

中国的传统并不是反性的，比方说唐朝，寡妇再嫁是无人非议的。中间有一段时期是比较反性的。比方说明清时期，还有更早的说法是宋朝的理学。在文革期间达到了最高峰，简直是谈性色变。

很多中国人并不快乐，可能和政治、经济上的压力有关系。这十几年，中国也在悄然发生着一场“性革命”。

性是人的基本需求，好比人渴了要喝水。但还是会有人认为，即便是基本需求，也不至于是太基本。

我更倾向于把“性”归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上去。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大认同。在奥威尔的《1984》里，为什么集权国家对于性的控制会尤其严厉呢？因为他们想通过控制性来控制人。性总是有些反社会的意味。

性压抑更多是来自文化政治的压抑

中国对性的压抑更多是从文化里来的，到现在依然有着许多无知和陈旧的观点。“性”的自由可能比别的自由更加受压抑些。其实我们的法律倒是挺超前的，但是由于社会规范的约束，很多权利还是没有享受到。比如说，中国有26%的妇女没有经历过性快感。在英国、美国这个数字只是10%。

比方说陕西的夫妻黄碟案，居然就有邻居去告发他们看黄碟。最后经过争论，看性光盘也是夫妻的权利。还有就是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事件，她到底有无权利发生性关系？我认为法律没有说你不能做的，你都可以做。

我听说最近有些女大学生，组成“青春无暇少女团”，主张婚前保持童贞。一个人选择童贞，是她的权利，但是为什么叫“无暇”呢？是不是有过婚前性关系的女孩子就是有“瑕”的呢？婚前性行为的女孩子有60%，那么是不是这60%都是有“瑕”的呢？

我认为许多只是生活方式的问题，与道德无涉。

“酷儿”理论的反叛意义

“酷儿”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者性规范不符的人，其立场包括了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以及所有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立场。酷儿理论包容了所有被权利边缘化的人们。它意味着反抗——既反对同性恋的同化，也反对异性恋的压迫。

我很喜欢福柯的许多观点，比方说他认为根本没有“同性恋者”，这个词是在被病理化的时候提出的。“性别是表演”，没有100%的男人，也没有100%的女人。

国内的同性恋者到底有多少，没有做过调查，如果按照国外的一般数据，大概同性恋人群是3%～4%。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大的。

我是把“酷儿”理论作为一种享受，一种权利，一种知识介绍给中国的，希望从中获得更多的自由，不那么压抑。

主张性交易非罪化

有数据表明中国卖淫的人员达400万人，主张性交易非罪化，会不会造成色情业的泛滥以及性病的蔓延？这倒不一定。没有数据证明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卖淫的人数就更多一些。

前一段时间，警察拿安全套来当成卖淫证据，如果查出舞女携带，要惩罚什么的。这样反而会造成性病的进一步传播。现在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要免费地发放安全套，一边扫黄，一边发安全套，这样的做法自相矛盾。目前，性交易刑事化，已经成为防止性病的最大障碍。而性交易非罪化之后，会更加容易控制性病的传播。

国外女性主义者把妓女叫作“性工作者”。这个群体被抢劫、被谋杀的，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为什么这些小姐要投入这些蛇头的控制，就是因为没有“非罪化”。最后最受迫害的，就是这些从事性工作的女人。

婚外性违背了夫妻间的承诺

目前城市里许多家庭有婚外性行为。在国外的调查里，发生婚外性行为的人至少有40%。

婚外性是有点违反了夫妻之间的承诺，应该被谴责。如果征得配偶同意，我就觉得没有问题。

我觉得解决的办法，第一，离婚；第二，就是扯平，两个人都是平等的，同样具有婚外性伴。

一夜情是个人的选择

一夜情是个人的选择，如果双方没有婚姻关系，一夜情在道德上没有太多问题。

但是这是充满了危险的性，因为每增加一个性伴，染上性病的机率会增加很多。所以要SAFE SEX（安全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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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着译作有《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