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园－道德挑战“安全套迷信”

7月29日，卫生部发布消息说，国家将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免费供应安全套。8月起，北京、江苏、湖南、湖北武汉等地都宣布实施艾滋病预防干预工程，在公共场所和娱乐场所全面发放安全套。在中国，推广“100％安全套”正成为阻断、遏制经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重大举措。

而此时，另一种声音传来：安全套并不安全，卫生部门应该从社会医学的角度出发，将洁身自爱的传统性文明和道德力量化为巨大的卫生资源。

正方意见：

推广安全套是控制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有效措施。

代表人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行为干预专家吴尊友博士。

反方意见：

避孕套在预防艾滋病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应该通过强化传统的性道德作为预防艾滋病的策略基础。主张进行婚前禁欲、婚后忠贞教育以及绝对禁娼。

代表人物：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北京性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朱琪。

英国医师约瑟夫·康德姆（Joseph Condom）也许没有料到，他在17世纪晚期用小羊盲肠制成的避孕套（Condom），会在21世纪与一种危及全球的疾病相联系，并引发一场又一场争论。

避孕套的功能从单一的避免意外怀孕拓展为防止性病、艾滋病的传播，因而，从某天开始，它被更多地称为安全套。人类的性行为不仅因此小小的塑胶套而略增成本，而且在它的准备阶段，双方似乎更需要怀疑精神、机敏判断和斗智斗勇。

专家用数据告诉我们，在中国，通过性途径传播艾滋病正呈上升趋势。1997年到2000年，全国统计的艾滋病感染数，平均增幅是40％，而经性途径传播的上升幅度是51％，也就是说，经性途径传播，比总的传播途径上升的幅度要快。国家疾控中心的一项检测还表明：在1997－2002年间，卖淫妇女群体中艾滋病的感染率上升了66倍。而在全球，经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比例高达70％。

泰国模式“百分百安全套”

正反双方都用了泰国“百分百安全套”模式作为佐证，从而使这场争论更具思辨性。

吴尊友说，在1989年以前的20年当中，泰国医院报告的性病患者人数每年平均为20万。自1990－1991年在娱乐场所推广100％安全套以后，以每年减少5万性病病人的速度在下降，到了1996年，全国统计的性病病人数每年不到1万；艾滋病感染率与性病感染率同步下降。因为性病病人减少，很多性病诊所关闭，就连泰国卫生部性病处的工作人员，也由原来的200个减少到100个。中国曾在4个地方开展100％安全套试点工作，武汉的试点显示，在卖淫妇女当中，安全套使用率升高，导致性病传播率从32％下降到17％。

中国估计有100万艾滋病感染者，实际知情者只有3万，也就是说还有97万感染者本人不知道、医务人员也不知道他们感染，和他们发生性关系的人同样不知道他们感染。虽然国家对卖淫嫖娼一直保持打击力度，但地下、半公开的性交易依然存在，所以，吴尊友认为，推广安全套是必要的。

朱琪用以反驳的，是1996年他以非官方身份在泰国访问的见闻。他说，EMPOWER是澳大利亚红十字会设在曼谷、清迈等城市的民间机构，专为泰国女性性工作者提供技术培训以促使其转业。EMPOWER清迈负责人丽兹女士对泰国的色情行业有着深刻的了解，她告诉来自中国的访问者，泰国宣传“（性交易场所）100％使用安全套”是不真实的，真实情况是：国际机构免费把避孕套给了政府，政府把避孕套免费给了色情场所老板，每来一个嫖客，老板卖给他一个避孕套，但真正使用了没有，无从统计。他认为，泰国艾滋病流行逐渐趋于稳定与避孕套使用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另有原因：死亡威胁，加上深入的艾滋病预防教育，促使更多的人停止了高危性行为；泰国本国的女性性工作者和嫖客数量在减少（因为艾滋病死亡或转行），但大量涌入的外国女性性工作者和嫖客不进入本国统计指标。

于是，衡量“100％安全套计划”价值的关键之一在于核实：是否真的用了。这种统计的难度显而易见，女性性工作者反映的情况可作参考——2002年11月，应邀在清华大学参加艾滋病立法听证会的两位香港女性性工作者说：“一般情况下，老板和妈咪不会管客人是否用套，主要是我们自己跟客人之间的事情，戴不戴套的主动权主要在客人那儿，尤其在生意比较差的情况下。客人主动愿意戴套，我们都是非常高兴的，觉得把我们当人看；客人不戴套，有的人会试着说服，但在生意不好的情况下，有些人也会做。”四川的反映，好些“客人”都说，他们不习惯用安全套，他们宁愿付多一点钱给小姐，也不用安全套。

2004年7月第15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泰国模式宣布失败，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百分百安全套”计划在中国的效果，有待时间检验。

乌干达模式

ABC乌干达模式，即“贞洁、忠诚，预防艾滋病”的教育运动，是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达瓦契（Fazin Davachi，联合国发展署、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资深卫生顾问）教授在乌干达推行的以道德教育为基础的预防艾滋病策略。

1989年，达瓦契教授向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建议开展全国性的道德教育以预防艾滋病，重点是从中小学生开始的性道德教育。建议得到采纳。

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艾滋病严重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性乱。其时，乌干达是南部非洲艾滋病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感染者超过150万人，首都坎帕拉有17％（另一说25％）的成年人受感染，孕妇感染率超过30％，在诊所就诊的15－19岁少女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38％。

推行“贞洁、忠诚，预防艾滋病”运动后，至1998年时，15－19岁少女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下降为7.3％；成年人的感染率1999年降至8.3％，2001年更下降至5％。

朱琪说，乌干达政府突出强调的是预防艾滋病ABC中的A（Abstinence，禁欲）和（Be faithful，忠诚），其次才是C（Condom，避孕套）。国际预防艾滋病机构坚持认为推行避孕套对乌干达艾滋病疫情好转起到决定性作用。对此，达瓦契反驳道：所有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都在推行避孕套，为什么唯独乌干达的艾滋病毒感染率能够迅速下降呢？事实是，其他大力推行了十几年“安全套”的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艾滋病毒感染率却继续在上升，如20世纪90年代初感染率与乌干达相近的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2001年时成年人的感染率已分别上升到33％和39％。

朱琪认为，医学上的相关发展无疑使不少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性道德是医学不发达的产物，是社会强加于人的，有了避孕措施，有了抗生素，性道德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但事实证明，避孕套和抗生素并没有能消除性自由生活方式造成的消极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