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园－20年来中国“性爱观变化”大事记

1980年：婚姻法和独生子女政策

1980年，两个表面看来与性无关的事物横空出世了，它们给中国人性观念的巨变打开了大门。它们就是1980年公布的新《婚姻法》和1980年开始提倡和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

在新《婚姻法》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第一，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第二，经调解无效。从此，中国人逐步地确立了一系列新观念：爱情是婚姻的灵魂、爱情至高无上、没有爱情的婚姻才是不道德的。

从1980年起，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国策，成为绝大多数城市夫妻的自觉行为。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合法并铺天盖地般地宣称：人们之所以过性生活，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明白：是为了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于是，渐渐地，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夫妻之间寻求那些更能够使双方快乐的性行为方式；性知识、性科学开始成为人们的急切的需求；几乎一切性方面的传统观念都被质疑了。

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女性的怀孕、生殖和哺育，更使她们减少了对可能怀孕的恐惧与担忧。这样一来，女性可以投入性生活的时间增加了，女性潜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也被解放了。

1985年：两本书激活中国性学

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是1985年前后的破禁区之作，终于在1988年促成了第一次“性学热”。

80年代初期的“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开始变成“婚外恋”，接着又变成完全是褒义的“傍家儿”和“情人”。过去带有粗俗色彩的“上床”，变成了中性的“性生活”，然后又变成了极富有情感的“做爱”。官方使用的“色情淫秽品”一词，在一些人那里被叫做“毛片儿”，已经没有贬义。

当然，那时的中国人基本上还是想得多，做得少。好几位研究者的不同调查都表明：虽然宽容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的人在大城市里已经非常多，甚至超过了半数，但是自己真正这样做的人却少得多，甚至只有百分之几。

1992年：性与爱情婚姻脱离

1992年以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以个人为单位，在性方面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个体化，已经越来越难于用任何统一的理论来加以解释了。不是人们的性观念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性观念已经深深地渗入了人们的个体选择和私人行为，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是根据自己的现实利益来行动，而不是根据任何一种理论或者大众性观念。

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里，两个新的现象成为了“问题”：一、社会丑恶现象。就性问题而言，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关注的是婚前、婚外的性行为与性关系。二、从1992年起，一种跟爱情、婚姻都没有多大关系的现象，开始成为人们谈论性问题时的热点，那就是嫖娼卖淫，以及作为其延伸内容的“傍大款”、“养小蜜”和“纳妾”。

2000年：性，男人是弱者

笔者在1994年的调查数据反映出：在婚内性生活里，女性的期望、企求和评定标准之高，已经开始超过男性了，因此女性的失落、不满和变更意愿也开始超过男性。而在1989年和那之前的各次调查中，几乎在所有方面，男性的期望都高于女性。

笔者在1991年和1995年分别进行的调查还表明：在北京市的大学生里，现在的女生发生过各种性活动的人，比1991年的女生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是在男生里，这个比例却是持平的！

中国的大多数男人都以为，所谓性知识不过就是一些性技巧，恰恰因此，男人才很少懂得性的心灵方面的知识，很少能够正视自己。因此，在性方面，男人在90年代里开始落后于女性的进展。

最明显的阴盛阳衰，就是“壮阳药”大泛滥。这确实能表明，中国男性的性心理日益脆弱，越来越不懂变化了的女性。笔者相信，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中国将进入“性，男人是弱者”的时代。(作者：潘绥铭)

潘绥铭，男，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多次对全国各地色情场所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著有《存在与荒谬》等多部性学专著，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