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园－做有道德的现实的人

如果道德的底线从来不被穿过，那么道德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仅凭道德本身来解决现实的问题，那么道德只会变成道具；如果因为在是否合乎道德的问题上反复争执，再次延误抵御艾滋病泛滥的战机，那将成为最不道德的行为。

上周，关于湖南怀化和云南个旧的卫生部门向吸毒者免费发放清洁针具的两则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吸毒是违法的、不道德的行为，那么，免费发放供吸毒者使用的针具，甚至还有少量的美沙酮，岂不是在客观上认可并鼓励了他们不正当的行为？于是在某些地方还出现了吸毒者在领取了针具后，出门就被“守株待兔”的公安带走的怪现状。

在此之前，至少在我们这个国家，在道德的光谱上，吸毒者永远都处在最暗淡的底端，但这并不能抵消这个暗淡的人群的确存在，而且正在以每年14％的速度增加的事实；更不能抵消的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目前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正在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我们已经收到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和专家的警告，中国离艾滋病暴发并不十分遥远。是的，我们可以出于义愤把那些将自己的生命视同儿戏的吸毒者称作“社会垃圾”，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些“垃圾”正在造成大面积的“环境污染”。

在艾滋病防治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呈现的鸿沟一点也不小于经济差距。在发达国家，艾滋病已经不再被视作一项死刑判决。依靠价格昂贵的药物（维持一个艾滋病人一年的鸡尾酒疗法费用大约为10000美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可以将自己的生命延续很久。声势浩大的唤起公众防艾意识的运动让美国、日本、西欧国家已经能把病毒感染率控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之上。

与之相对照，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病毒正在像微风中的芥子气一样悄然扩散，但又有几个患者有能力为自己每年的生命付出10000美元？但是，根据联合国的一项调查，如果把这笔钱用在专门针对艾滋病的公共卫生项目上，就可以阻止40个人受到传染，结论就是，预防的成本远远小于治疗。人类永远不可能消灭死亡、疾病和犯罪，但我们可以做到减少死亡、疾病和犯罪。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最有效的降低社会损害程度的办法。

性行为和吸毒者共用针具是艾滋病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这已经是医学界的共识。于是，怀抱善意的人们总是相信这样的假设：要是人们都能回到自己的床上睡觉，要是人们都不再往自己的静脉中注射毒品，那这种该死的病不是就会自生自灭了吗？遗憾的是，这种理论上的正确性在现实中很少获得实现的机会。仅靠教育和劝说很难让人们改变自己的性行为和药物习惯，但是，说服他们使用避孕套和清洁针具相对要容易得多，尤其在可以方便并且免费索取的情况下。

这并非一厢情愿，自上世纪70年代艾滋病入侵人类社会之后，全世界都在寻找驯服它的办法。在对毒品和性观念都相对开放的瑞士，政府自1986年起，就致力于劝说吸毒者不要共用针具，并且保证每天都会免费提供洁净的针具，当时瑞士全国通过静脉注射毒品的人群中艾滋病的感染率是50％，而现在则不到15％。虽然人们也曾担心吸毒安全性的提高会导致吸毒人群整体数量的上升，统计结果却表明，十年后，瑞士海洛因吸食者的数量从大约30000人下降到25000人。

通过类似方式获得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无以计数的研究结果都证明免费更换清洁针具的做法既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艾滋病的进一步蔓延，也未导致吸毒人数的上升。

虽然出自不同的国情和政治意愿，但在对抗艾滋病的全球战役中，一些基于现实的办法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苗头出现时尽早应对；不断向易感易传人群有效传递信息；重点放在降低安全成本而非提高冒险行为成本之上。

至于有人提出，免费发放清洁针具的做法有悖于我国现行法律，我们不应忘记法律的最终目的——服务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法律是可以顺时更改的，而生命是不可挽回的。这类争论中同样包含的一个道德问题是：如果个体的民众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政府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19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一文中这样写道：“对文明社会中任一个体合法地行使违背其意愿的权力，惟一的目标就是防止他损害他人。他自己的利益，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道德上的，都不足以成为正当的理由。不能因为认为会对他有益、会让他幸福，或者认为某种方式更聪明、更正确，而强调他做或者不做。人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向他提出抗议、讲道理或者劝说，但是无权强迫他，或者在他拒绝时向他施恶。对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和思想，个人是享有主权的。”

生活在19世纪的密尔显然是另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但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至少应该做一个有道德的现实主义的人。向吸毒者免费发放清洁针具，并不意味着低估了滥用毒品对健康的损害，或者容忍了由吸毒引发的道德危机，但出自道德的愤怒并不是制定政策的良好依据。

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能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